[6]如果说这三个思想要点中，第三个是纯粹的法学思考，那么前两个确定无疑地包含着限制君权的政治主张。

这两个定义看起来并不一致，因为法秩序与组织看起来不是一个东西。阿尔布雷希特对国家法人说的简略阐述，重心在于以法学思考表达限制君权的政治主张，其对国家法人说的贡献只是一个起头。

国家可以创设机关，也可以撤并机关。更准确地说，不论范围宽窄，他们是有义务行使宪法上的国家职能的部分国民。这种意义上的主权又被称为统治权或者国权。[35]耶利内克公权论的总体特点在于强调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恰恰是其国家法人说所要求的。[9]国家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别，或者说国家法人的独特性，即在于其独特的意思力。

国家的权利必须以国家法秩序下可能的内容为内容，所以，将其个别具体地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此点从前述哥廷根七君子事件来看至为明显。辛亥革命只生民主共和之名，未生民主共和之心，并没有产生共信共守之理。

（杨兆龙：《宪政之道》，原载1944年5月《中华法学杂志》第3卷第5期，详见杨兆龙著：《杨兆龙法学文选》，郝铁川、陆锦碧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55页）。[11] 总之，从秦到清的历史，不是一部封建史，而是一部专制史，一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帝国史。而且，即使袁世凯死了以后，人们对像袁世凯那样的君主式强权人物并不反感，甚至盼望他的诞生来结束国家和社会的混乱。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梁漱溟（1893-1988）先生就指出：宪政是一个国家内，统治被统治两方面，在他们相互要约共同了解下，确定了国事如何处理，国权如何运行，而大众就信守奉行的那种政治。

但中国自1911年革命后，徒袭有西洋制度之外形，而大多数人民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据梁启超的朋友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轶事》一文写道，在第三次请愿中，立宪派向清朝廷发出了最后通牒：政府如果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

这些问题一经确定下来，便步入宪政，而且宪政所赖以维持而运用者，还靠此精神。封建社会的根本特征是分封（诸侯）制，实行封邦建国、贵族（诸侯）分权。的确，辛亥革命革除了皇帝之命，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功绩，从此在中国任何人都不能称帝了。君不见，在袁世凯方面，正如前面述的，他不顾《临时约法》而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扼杀《天坛宪草》，乃至废止《临时约法》、复辟称帝，以及暗杀力图以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等等。

然而，辛亥革命只是革除皇帝之命，未革除专制之命，并没有产生谁亦不敢欺侮谁的抗衡之势。一切事亦是有待于力量来决定的，宪政之出现于泰西国家，乃因其社会内部各方力量发生变化。马国璋统率的北洋军在接到袁世凯的命令后，一举攻占了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便是一个实例。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62页。

在彼此扶持之外，当然还有出于本心要求之一面。[4]二、辛亥革命只革皇帝之命，未革专制之命，并没有产生抗衡之势我们通常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

[9] 早在抗战刚开始时，胡适即说中国尚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二局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228页。

暴力的采取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5] 孙中山虽然在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他两手空空，中央政府成立时还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给了他区区1000块银元，独立的各省各自为政，孙中山自己手中也没有可供指挥的军队，其命令往往出不了南京城。正如梁漱溟先生在1944年所感叹的：清廷规定九年预备立宪程序，将应行准备之事，一件一件排列详明，灿然可观。[18]已故的宪法学家蔡定剑先生指出：暴力、阶级斗争与民主宪政是不相容的。真没有想到，过了三十多年至今天，中国的宪政还是在预备中呢。[25]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共信共守宪法之理（即尊重宪法、信仰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理念和习惯）的培养同样不是一日之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对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能急于求成，要作长远打算。

[25] 龚祥瑞：《论宪法的权威性》，载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0页。假若没有这一面，宪政亦岂可能。

[10] 还有的学者认为秦汉是中国的第一帝国，隋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尽管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8省中有14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控制的地方仅剩下北方几省，但是作为清政府主要支柱的袁世凯的北洋军却仍然保持着完好的战斗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22] 参见邵建：《清政府最后的时间表》，载《读书》2009年第2期，第92页。[11] 参见[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我所谓内力，或自力或精神力量，即指此。[20]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实行君主立宪所必需的条件，冷静地考察20世纪初中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分析清廷1908年颁布的《九年预备立宪筹备事宜清单》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就会清楚地看到，清廷的9年预备立宪期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只要大家看清楚宪政的实际性质而真心诚意以赴之，避免空言，崇尚实践，不取巧，不畏难，在上者以身作则，在下者因化成俗，则宪政的实现，是中华民族很有把握的事情。作者简介：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来源：王磊主编：《百年共和与中国宪政发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11-318页。

刘少奇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并产生了一个临时约法。一个社会在发展中采取暴力还是改良方式，主要取决于该社会阶级关系的紧张状况。

这个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要推行宪政，在政府及社会方面特别要有一批领导分子以身作则，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与信仰，而在生活行动上造成一种合乎宪法精神的习惯。

有宪法只是宪政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实现宪政还需要其他必要条件。这种风气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讲的‘力行哲学在法律生活上的表现。

[20] 参见张研著：《1908帝国往事》，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3页。[19]四、理性的宪政之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首先应从培养共信共守宪法之理做起1908年8月，清朝政府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同时颁布了九年预备立宪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又若论英国宪政成绩之好，则不能不归功于其精神力量。而我们渴望宪政的，却大为哗然，觉得九年太远了。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共和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跟君主立宪都属于代议制，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长期以来，我们将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清朝灭亡这几千年称为封建社会或封建专制社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虽然他没有明确对宪法生命素进行界定和解释，但他解释了何为法律的生命素：重法的风气乃是法律的‘生命素，而所谓‘重法就是‘真心诚意的奉行法律，也就是信仰法律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一种风气。所争求者，一是个人种种自由权，二是预闻公事的公民权（或参政权）。

这也是中国宪政不能成功的政治理论原因。参见夏新华、胡旭晟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让历史告诉未来——近代中国宪政得失之评说，第14页。